陶渊明的自挽诗和自祭文是否还受到佛教的影响呢，这也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。宋人葛立方认为陶渊明自挽自祭等与禅宗相契合，“皆寓意高远，盖第一达磨也。”明人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卷八也说：“陶征士自祭预挽，皆超脱人累，默契禅宗，得蕴空解证无生忍者。陶云：‘但恨在生时，饮酒未得足。’此非牵障语，第乘谑去耳。”何文焕《历代诗话考索》则云：“渊明达识，葛常之引其《自祭文》及《自挽词》云云，以为第一达磨，援儒入释，甚无理也。”不过葛立方与王世贞只是说陶渊明作品与禅宗相契合，并非明确地说陶渊明的自挽自祭之作受到佛教的影响。陶渊明自挽诗中设想自己身故后各种情况，从文学自身传统看，应该是受到陆机的影响，但也不排除受到佛教典籍影响的可能。三国支谦所译《佛说四愿经》说：“人有四愿，不可常保。”这四种人类不可能长久保持的愿望是：人的身躯及生活乐趣、名利富贵、亲友、各种享乐，这些愿望都会随着生命消失而泯灭。其中谈到：
第二愿者，谓有财产官爵俸禄，得之者喜，不得愁忧疾病。死至命尽，所有财物，官爵俸禄，故在世间，不随人魂神去，空为愁苦。
第三愿者，谓有父母兄弟妻子、中外亲属、朋友知识，恩爱荣乐，疾病至死命尽，复不能救我命，亦不能随我魂神去，空啼哭，送我到城外深冢间，以弃我去，各疾还归。虽追念我愁苦忧思，不过十日。诸家宗族，男女聚会，相向歌舞，快共饮食，相对谈笑，捐忘死人。虽有父母兄弟妻子、中外亲属、朋友知识，不能共追我命。空悲之，复何益也。
细读一下陶渊明的自挽诗与自祭文的文本，可以发现与《佛说四愿经》确有些相当近似的思维、语言与表述形式。此外，后秦鸠摩罗什译《大智度论》卷二一“观人初死之日，辞诀言语，息出不反，奄忽已死。室家惊恸，号哭呼天，言说方尔，奄便那去，气灭身冷，无所觉识。”观念也颇相似。不过，仅从这些文献的确难以判断：这些文字表述上的相近，是由于人类面对死亡所出现相类似的感触，还是陶渊明受到佛典的影响，这些问题尚待有识之士的指教。
自挽诗之所以产生，与魏晋时代人们对于人生、生命的特殊态度有关。陶渊明的自挽诗，同时兼有对于人生的热爱与洒脱的况味。李泽厚在《美的历程》中认为在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，意识形态领域有新的思潮，就是“人的觉醒”。他举了大量的诗歌为证，说：“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、哀伤，对人生短促的感慨、喟叹，从建安直到晋宋，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，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来，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。”“表面看来似乎是如此颓废、悲观、消极的感叹中，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，是对人生、生命、命运、生活的强烈欲求和留恋。”这确是当时士人普遍心态的一个方面。但是，当时士人心态还有另一面，就是出于对人生和生命的深刻理解而表现出来的洒脱之情。在这方面，陶渊明《自祭文》与《拟挽歌辞》是有代表性的，它一方面表现对人生、生命与生活的热爱，但另一方面，也表现出对于生死的洒脱之情和平常心态。
值得一说的是，鲍照的《松柏篇》也可算是六朝篇幅最长的自挽诗。据其诗序交代，这是他患病之中所写的。虽然不是以挽诗命名，但性质却是自挽诗。六朝以后，历代都有一批自祭、自挽或自作墓志铭的作品，可以说，已形成中国文学创作中令人注意的分支。
（摘自《中国古代文体形态学研究》（第四版），第五章《汉魏六朝挽歌考论》，微信题为编者所拟）
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
(第四版)
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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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承学著
2024年9月出版
ISBN：978-7-100-24160-1
【内容简介】
中国古代文体形态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，其发生与演变指向时代的审美选择与社会心态，文体史也是人类感受世界、把握世界的历史。
作者从事古代文体研究三十余年，始终坚信文体形态是有意味的形式，文体研究应该追求一种有灵气、有思想的学术境界。本书将文体作为研究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视角，针对具体可感的古代文体形态，诸如先秦盟誓、汉代策问、六朝挽歌、唐代判文、宋代评点、明代八股、晚明小品……阐幽探赜，考察其中所蕴含的文学与文化的况味，努力在中国本土文体语境中“发现”中国文学自身的历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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